相传，西汉文帝时期，有人上书告发绛侯周勃想谋反。于是，汉文帝下令廷尉查处此案，并将周勃逮捕下狱。狱吏丝毫不把这位曾经叱咤疆场、官拜宰相的大人物放在眼里，对他百般刁难。周勃既害怕，又无奈，只得用上千两的金子行贿狱吏，并请教脱身之术。狱吏便递给周勃一张上书“以公主为证”的纸条。于是，周勃按照狱吏的办法写了一封申辩信，强调自己没有谋反之心，公主可以作证。就这样，汉文帝认定周勃没想造反，将其释放，并恢复了官职和爵位。

   经过这番牢狱之苦，周勃感慨道：“吾尝将百万军，然安知狱吏之贵乎！”就是说，自己也曾统帅百万大军，自以为很尊贵，但现在才知道狱吏是何等的尊贵。

   这就是《史记》卷五十七《绛侯周勃世家》中记载的一段“狱吏之贵”的典故。

   周勃下狱必然饱含着打压权臣、巩固政治权力的帝王心术。面对从云端跌入到谷底的境地，周勃在被狱吏这类芝麻官玩弄、侮辱和折磨时，不仅毫无还手之力，竟还要百般讨好和求助，真可谓是“虎落平阳被犬欺，龙游浅水遭虾戏”。

   我们在感受世态炎凉、人情冷暖的同时，对狱吏的狡猾残酷也有了更加清楚直观的认识，并在无形之中多了几分鄙视和痛恨。那么，狱吏究竟是因何而贵的呢？

   用权成了弄权。狱吏，顾名思义，就是旧时管理监狱的小吏。乍看起来，狱吏的确是没官没职，无品无级，也就是些不起眼的小办事员而已。可真落入其手，那他们的管理权也就发挥作用了。诸如住什么条件的牢房、提供什么样的饭菜、和哪些人关押在一起，等等，这都是狱吏能够自由裁量的。在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下，他们完全可将手中的权力变成一种合法伤害权，冠冕堂皇地给周勃点脸色看看，给他点苦头尝尝。这哪里是平日里养尊处优的公侯所能受的？必然会感到无奈和恐惧，进而想方设法讨好他们。

   管人成了整人。按照现代法治观念，即便是面临着严厉刑事制裁的被告人，其基本人身权利、诉讼权利还是应该得到充分尊重和保障的。可在周勃所处的西汉时代，自其下狱的那一刻起，他就成为被管理乃至被专政的对象了。因为入狱就意味着失去了人身自由，成为了狱吏的“猎物”。更何况，他所“犯”之罪是谋反重罪，是当时最为严重的罪名，一旦坐实，后果可想而知。这更会让狱吏有恃无恐。加之周勃曾经高官厚禄，位极人臣，家产必定殷实，自然会让狱吏浮想联翩，会使出各种手段，从其身上榨取油水。

   爱财成了贪财。《钱神论》载：“钱能转祸为福，因败为成，危者得安，死者得生。”不可否认，古往今来，金钱在人们生产生活中发挥着巨大作用，也驱动着人们竭力去获取和占有。这本无可厚非。但对钱的追求，手段必须正当，用途必须恰当，这是底线问题。狱吏身为国家公职人员，本该恪守廉洁从政的底线，但到了现实之中，却是利用法律和制度的漏洞，唯利是图，将当事人变成了任意敲诈勒索的对象。尤其恶劣的是，在有了钱的收买和催化之后，狱吏摇身一变，演起了周勃辩护人的角色。虽然周勃最终被证明是清白的，但倘若真的是谋反，那岂不是助纣为虐，使其逃脱法律的制裁？

   故而，“狱吏之贵”的典故对当代的司法者而言，仍有启示作用：用权但绝不能弄权，管人但绝不能整人，爱财但绝不能贪财。